沈树人穿越之前，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多年，就总结过不少快速跟文人套近乎的秘法。

对付前辈文人，你就是要投其所好，说他平生做的学问多么有指导意义，是自己的人生指路明灯。那对方就算原本对你有些恶感，听了这话至少也能扭转回七八成。

而且如果对方有多本着作，你还不能挑最畅销的来吹。

这种段子，在圈子里也是一再被人提及。

比如后世某知识二传手平台的创业者，就吹嘘过自己早年结交易中天的经历：当时，易教授已经靠百家讲坛闻名遐迩了，而他还只是个小出版人，听说易教授很难接近。

然后他独辟蹊径，说自己不是因为《品三国》而认识对方的，而是对教授某本早期作品推崇备至。对方立刻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引为知己。

因为一个人爆红畅销的着作，往往是被打磨地世故圆滑后、为了畅销而不得不说点谎、昧点良心、争取更大的受众代入感。在桀骜文人真正扪心自问时，往往并不以此为傲。

早期作品却灌注着一个文人的初心，是他不向销量折腰献媚前的思想体现，那地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沈树人刚才跟张国维送礼套近乎，看似短短几句话。内中的心理学学问，却是深不可测。

轻轻松松就把一个四十多岁古代老江湖的内心拿捏了。

这不是张国维阅历不行，而是明朝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教程。专业算计业余，输得不怨。

而且，沈树人把话题引到“兴修港务、疏浚航道、安置漕民、开挖桑基鱼塘”之后，正好触及了张国维早年的老本行，两人越来越投机，很快就扯出两个问题。

首先，是张国维觉得大家那么知己，再收那么重的礼实在不好意思，有违朋友之道——这不是他虚伪，而是真心觉得觉得不能坑沈家太多钱：

“贤侄对水利航运也非常精通嘛，老夫这《吴中水利全书》，能启发贤侄的地方，实在不多，当不得如此盛誉，这重礼受之有愧。”

沈树人闻言，也非常恰到好处地补充了一个理由：“世伯，书是死的，人的学问却是活的。小侄与家父日后不仅要靠推广刻印世伯的着作、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一旦遇到了之前没经过见过的疑难，还得向伯父咨询呢。世伯公务繁忙，若是不收下这些薄礼，日后咱都不好意思耽误世伯拨冗指点。”

这话一摆，那就不仅是送“版权费”，还包括“咨询费”了，张国维都忍不住有些飘然。

双方越聊越投机，又自然而然提到“每年安置五六万漕民”所需的巨大开支上了。张国维早年在三吴兴修水利，对筹款摊派是最熟的，就建议沈家考虑鼓励本地豪绅一起出点力。

沈树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张国维提出后，他立刻打蛇随棍上：

“世伯所言深合常理，如今百姓困顿，天下凋敝，朝廷要做点什么事情，确实不能再指望正税拨款。

尤其是京城那边沆瀣盘剥，凡是经过朝廷征收再下发的银子，最后能得几成实打实用到刀刃上？没出京城怕是就被扣了三成甚至一半！

咱南直隶还算富庶，想做点事情也还能做，关键就是要鼓励豪绅‘本地人缴银子花在本地’，不让京城户部盘剥，若能确保如此，想来豪绅也能懂点道理，不至于抗税！”

张国维刚才一直表情轻松，听沈树人说到这里，他也忽然有点酒醒了。

连安排在他左右倒酒布菜的柳如是、顾眉，他都目不斜视了。

他谨慎地捋着胡须，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老夫也算在户部厮混，虽然不在京城，却也有京城的朋友跟我透些消息。贤侄此言，可是意有所指？听说令尊去年腊月，就曾被陛下多次召对，可是为了那事儿么……”

沈树人看了一眼左右几个女人，脑中飞快思索了一下，觉得后面要说的这些话，还是没必要避人，这样反而还显得坦荡。

毕竟他要先跟张国维讨论厘金政策的利害，这些学术性的话题，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等聊到利益分配、仕途前景时，再把这些女人支开也不迟。

于是，他刻意坦荡地从左侧刚才还在唱曲的李香君手中，接过一杯酒，又从右侧的卞玉京筷子上，大大方方吃了一口红焖龙筋，这才说道：

“世伯不愧是关心国家大事之人，不错，小侄原先和家父多次商议过厘金之法，家父也曾被陛下问起。

小侄以为，如今国家多难之秋，南方各省不是要安顿漕民、就是要围堵流贼，确实该法外加税。而征收厘金，是让本地人安心、不怕钱被挪用的最好方法。

小侄也知道，这种让人掏钱的谏言，会落下天下骂名，被士林豪绅唾弃。但苟利我大明江山，便是生死我等都能置之度外，何况区区荣辱！”

张国维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听说厘金的建议，对细节也不是很了解。当下就谦虚地让沈树人详细解释一下。

沈树人当然也不会藏私，趁机全面分析了一波，内容无需再赘述。

张国维老成持重，大致听完后，不住地以手捋髯，思索许久，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着边际、大而化之的问题：

“贤侄，你以为，我大明以田赋立国，不重商税，这个基调可曾有错？”

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早几代人是不敢问的。不过如今都崇祯朝了，还是崇祯十四年。明朝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坏处，也反思得差不多了。

此刻旁边只有几个女人，也不会搬弄是非，评论一下也无妨，就算被锦衣卫听到其实也没事。

沈树人想了想，很有担当地说：

“小侄虽然才疏学浅，却也略读史书。愚以为，一部十九史，每朝每代，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时，都会矫枉过正，宁枉勿纵，往往出于恐惧而不加详细分析。

我大明重农抑商，反对商税繁冗，自有太祖皇帝吸取蒙元重商而亡的教训。但殊不知蒙元盘剥之重，主要是因为他们隳突中原名城、拆除城墙，变良田为草场，重商毁农，才至于此。

如果商农并重，且以商税维持朝廷相当开支，如前宋之世，百姓生计自能俨然。有宋三百二十年，可曾有流贼能成如今燎原之势？宋之亡，终究亡于外敌，而对百姓始终能控制，最后崖山能有十余万人赴义，不亦可叹。

我大明本该吸取宋人武德不昌之教训，模仿宋人治民理财之善政。却因为蒙元也重商、太祖又不读书，最后矫枉过正，唉。”

张国维也是跟筹款工作和户部打了多年交道，沈树人这番剖析有多少含金量，他还是听得出来的。

不过作为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文人，他对沈树人话中偶尔表现出来的桑弘羊王安石倾向，还是略微有些警觉——

这已经不只是“张居正倾向”了，如果仅仅是支持张居正，在如今这世道也还好说。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没桑弘羊王安石那么重商。

张国维反复捻着胡子，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冷厉，拿出反对重商主义者最持重的态度，认真问道：

“看来，贤侄觉得，前宋之法，如果不遇到外敌，是可以实现让百姓长治久安、不会改朝换代的了？可是商人重利，一味放纵，只会导致利滚利，富者愈富，贫者无立锥之地。

那些亡于土地兼并的历朝历代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以宋之能，纵然理财过于本朝，也未必能得长久。”

沈树人笑了：“我没说宋一定能做到‘没有外敌就不会灭亡’，但是至少能比重农抑商的王朝反而缓解土地兼并的速度。

土地兼并，只是贫富分化的结果，不是重商的结果。天下钱财都是逐利的，有余钱就想钱生钱，自古皆然。如果抑了商，钱生钱的欲望只会全部堆积到土地上，所有钱都用来炒作田亩，穷人遇到灾害就更容易失地了。

如果不抑商，如果允许钱往那些比囤积农田赚头更大的地方投，敢于冒险的人自然会被冲昏头脑，一拥而上。

田产之利虽低，但持有田产者，只要能有功名、投献免税，那拿田就是无本生意，只进不出，永远不会亏本。利润再低，也架不住数百年的‘复利’，最后贫富差距只会更大。

而天下别的生意，纵然利益再高，风险却比买田高得多，有赚也有赔，经商还不能靠功名投献免税，赚的时候交了高税，赔的时候朝廷也不会退税，长此以往，反而贫富分化没那么快。

不知世伯有没有看过宋人的笔记，前宋时开封房价动辄数千贯数万贯，都不用是什么豪宅，只是简单的一两进小院，这价钱比如今京城的房舍贵了何止十倍？

但是，前宋开封那些奢靡之物、商铺房舍再贵，却坑不到普通贫民，贫民只要不想去开封，愿意在老家安贫乐道，还是活得下去的。

重商，收高商税最大的好处，便是把天下的冒险家聚拢到一起，诱之以巨利，让他们自相图害，能者上、庸者返贫，免得他们连种地的几成小利都不放过，那才叫真正的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