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不为不相信日本领事馆的电检课有这么大的本事，能真的将袁殊与重庆联络过的电波信号全部侦听到，全部记录下来。

除非日本人早就盯住了这个频段，不然电检课根本没有那个能耐，能同时能侦听几百上千个频段。

因为领事馆没有几百上千部电台。

看看麦家的《风声》当中的情节就知道了。

那已是五十六年代，雷达技术已相当发达，甚至已经有了电波测向技术，知道敌特之间联络的信号，肯定会朝着一个方向收发：台湾。

但即便如此，寻找台湾的秘密电台时，依旧需要上百部的电台同时侦听。

电台又不是大白菜，方不为估计，日本领事馆有十部左右的电台顶天了。

还必须得有两块钱中五百万的运气，才恰好能听到袁殊的电台发出的信号，并恰好做了记录。

所以岩井英一让赤木亲之至电检课调阅该频段是否有记录时，方不为一点都不担心。

这跟“天上掉下了一颗流星，恰好砸到了袁殊头上”的几率差不多，运气不可能差到这种程度。

现在只需要斩断何建英这根线，再提醒袁殊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至于那个报刊亭怎么处理，还要再听听袁殊的意思。

不是方不为下不去手。

如果这个老板失踪，或是被杀，恰好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追着这条线调查怎么办？

袁殊也是这家报刊亭的常客，说不定就会弄巧成拙。

方不为给黄包车师傅交待了一声，往金神父路的方向走去。

《集纳报社》就在金神父路。

三零年左右，袁殊从日本留学回来，创办了《文艺新闻》，当时他发表最多的，则是抨击政府当局的文章。

后来《文艺新闻》被国党当局靳令停刊，袁殊转移阵地，开始在《集纳》上发表文章。

这家报纸，与左联文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而袁殊早年的公开身份，本就是左倾主义文人。

到了报社，方不为以刊登广告的名议，与报社主编一顿胡侃。

在这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里，他不但见到了何建英，还在他身上留了一枚窃听器。

交了点订金，离开报社之后，方不为没有叫车，而是绕过了两条街，特意走远了一些之后，又给报社打了个电话，说是要找何建英。

“建英，我是余龙，你家里进贼了，赶快回来一趟……”

余龙是马春风的代号，家里进贼的意思是事发了，赶快跑。

何建英脸上面无血色，身体跟着晃了两下。

旁边的同事还以为他在家里放了什么贵重物品，好心劝着他：“别急，先回去看一下，万一没丢呢？”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这个电话里说的暗语，却表明事态非常严重。

命令竟然是马局长下达的，那袁殊呢？

何建英不敢怠慢，挂了电话，给报社主编打了声招呼，急匆匆的走了。

看何建英出了报社，方不为才叫了一辆黄包车，回了外滩酒店。

没办法，为了避免何建英被捕，方不为必须要在何建英身上装一枚窃听器，以随时掌控他的行踪。

到了必要时候，只能采要手段。

半路上，方不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卸了妆，又回到了外滩酒店。

他在等天黑。

白天的袁殊，不是在岩井公馆，就在日本领事馆，很少会走出虹地界口。

即便外出，他身边也时时刻刻都有人，方不为根本没办法接触。

打电话更不可能，比方不为用齐希声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和袁殊见面，还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可以这么说，站在岩井英一的立场上，调查内奸，他首会先怀疑中国人，其次才是日本人，而赤木亲之调查的方向，也是以此为重点。

所以袁殊已经站在暴露的边缘，任何一丁点的异常，都会被日本人无限放大。

方不为想了又想，还是决定，还不能用齐希声的身份，公开和袁殊见面。

会不会让日本人起疑先不提，关键是，齐希声就是“自己人”这个秘密，是肯定保不住了。

因为袁殊的身份太过复杂：地下党，军统，中统，远东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七十六号的丁默邨和李士群，以及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

甚至是日本人，七十六号，以及汪伪政府这三者之间，都不是很清楚，他与其它两方的具体关系。

比如岩井英一，从来只知道袁殊和李士群的关系不太好，却不知道袁殊一直和丁默邨暗中有联系。

谁敢信？

后世看苏德战争时期，美苏冷战时期的谍战片，方不为都没见过这样的故事人物。

间谍做到他这个份上，绝对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方不为不想把这一层身份暴露给袁殊。

方不为的初步设想是，想办法接触到袁殊的老婆丁景星，再由丁景星联系到袁殊。

一想到丁景星，方不为就情不自禁的，再次佩服起袁殊来。

他先在老家上过三年私塾，后来到上海，流落街头时饿昏之后，被丰子恺先生创办的艺达学园收留，以旁听生的名义，读了一年半的文学。

他与左联的渊源，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严格说起来，袁殊连小学都没毕业。

能成为闻名上海的作家，记者，甚至日语能说的以假乱真，全都是他自学来的。

方不为认为，袁殊能为这么大的成就，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有三分之一的功劳，属于他夫人马景星。

没有马景星，袁殊别说两度去日本留学了，他连船票都买不起。

他去日本留学的那个成都大学的假文凭，也是马景星托关系花钱给他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