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老会”乃是以郭重光为首的封建官僚、豪绅地主集团在革、命后成立的，任可澄、何麟书、张协陆合流，光复前夜向沈瑜庆献计假、独、立，由其组织保安会左右时局，然贵阳顺利光复，保安会未及出炉即夭折，遂另起炉灶成立耆老会，意在左右贵州之政、权。

在辛亥革、命之前，贵州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以张百麟，周素园为领导的“自、治社”和以何麟书、任可澄、郭重光等为首的“宪政派”手中，然而在推、翻清廷之统治后，两派之人为求生存，也是为了相互之间形成掎角之势，从而巩固双方对于政、权的控制，在乱、世中求务实，取生存，两派之人尚且能够相互容纳，并且在一定意义内两者合作，稳固贵州局势，这样的场面虽然尚能算是比较和睦，但是对于权力的争夺，两者之间却从未停止过，虽然两者之间有所合作，但是却不能称之为“同心同德”而是应该准确的定位为“各有异心”。

所以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必然的不会长久，果不其然，当贵州通电宣布“独、立”以后，贵州拥有了单独的权力之后，两派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原本就心存各异的两派，终于在这个时候，从所谓的“政、治意见分歧”延伸成为了“政、治战略冲突”，而两派之间的关系，也从所谓的“相依为命”、“共同扶持”一转改变成为了“水火不容”的局势。

水火不容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久，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们两派之间相互议和了，而是将冷冲突变成了热冲突，两派之间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当然了，作为他们两派，即便是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也不会形成战场一般的局势，不过虽然没有战场上的声势浩大，死伤惨重，却也弄得两派人之间，各有死伤，当然了，这不包含两派的核心要员，死去的都是那些当兵办事的，亦或者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两派之间的兵戎相见自然不能被贵州的百姓所允许，而这两派人那，都是游弋于政、治之间的人物，自然与军人不同，所以他们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从而将兵戎相见下降到了相互之间的暗杀，与谋害的层次，虽然方式上看起来不如荷枪实弹的战斗惨烈，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能够动、摇两者根基的方式。

他们之前做所以没有一开的时候就选择这样的暗杀、谋害的方式，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相互都清楚，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说白了，还是对于贵州一隅的争夺，他们都不是碌碌之辈，要说他们没有称雄全国的野心那是假话，所以他们才会相互之间不约而同的选择近似于战争那种不会动摇两派根基的方式，来进行争夺。

与其说这是他们的智慧，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油滑，因为 无论他们双方中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面取得了贵州的全部权利的话，那么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有可能与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国，那么一旦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的话，他们曾经的敌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了那时的盟友助力，而且说起来，他们虽然斗得火热，但是实际上都是家乡人，都是子弟兵，对内他们或许无情厮杀，但是一旦到了对外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同仇敌忾。

所以他们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却也是阴暗的，他们都在为了日后更长远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是因为他们都深明此理，所以他们的作为也就是最恰当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如果他们相互之间仅仅有哪一方为了一隅之地，便要动摇这个贵州的核心根基的话，那么不要说是逐鹿全国了就是仅仅的贵州内部的权力之争，那一方也不会胜利。

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战斗转入暗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何麟书这一举动，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铭率军与何麟书在铜仁激战七日，将何麟书部几度围困，就在何麟书败局将定的时候，幸被滇军所救，但是何麟书请求滇军将领帮助其“剿灭”席正铭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军队的时候，却被滇军将领拒绝，其理由是滇军救援何麟书部完全是为了国家军队建设考虑，他们不能够眼看着国内的部队，因为一些所谓的“大事”而相互间消耗各自的力量，因为贵州与云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们不能够因为贵州的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在外晦不明的情况下，就消耗贵州的军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书的请求还是因为滇军毕竟是云南的军队，而且这一次何麟书部与席正铭部的交锋也是因为贵州内部内政的问题所引发的，而滇军如果过度的介入的话，那么将会在政、治上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滇军在救援过何麟书部后，便不能够在参与到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当然了，滇军也不可能因为他人的斗争，从而从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实力。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中。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就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到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的时候，刘显世竟然突起异军，一下在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独揽于手中，并且将两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乱，直接的将两派之根基混于一潭，并且告诫他们亦或者是说通过一些途径从而使得两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贵州的政、权兵权已经与他们无关了，而且刘显世还明确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同心协力的辅佐他，毕竟此时贵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刘显世的话虽然看似平常，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专门研究政、治的人精来说，这些“平常话”已经足以告诫他们应该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们会如何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显得无力，更何况，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一切还不都是虚幻的吗？

所以两派人自然而然的归附到了刘显世的麾下，而且刘显世这个人怎么说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这从刘显世的一系列行为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刘显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书、郭重光、熊范舆、张协陆等人为首的“耆老会”成员，这一系列的成员也被称之为“老旧派”。

而在军事方面那，他则是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人，以及部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组成军事建制，从而彻底的将贵州的军权以及政、权实际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上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中，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而“旧派”之人虽百口难辩，但贵州边远省份，民国政、府权力难至，而起又兼当时全国局势动、荡，国内烽烟四起，所以对于贵州之老旧派仅只口伐而已。

不过倒是让蓄势欲动的“新派”王文华等得到了发难的借口一个借口；耆老会的存在，表示着贵州政、权的经历与过往，而且耆老会中人也确实多额给贵州的政、权在稳定上带来了一些效用，这个所谓的效用，不能单单从争夺、扰乱上来看，对与错，都是人为，且胜利者或许即便是错的，也能够被其抹白，所以如果仅仅以此就完全的否认耆老会在贵州的作为以及功绩是不准确的，而，虽然如此，可是耆老会，确实也做出过令人难以接受，甚至于是发指的行为，那就是颇为有名的“二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