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说起来，他们虽然斗得火热，但是实际上都是家乡人，都是子弟兵，对内他们或许无情厮杀，但是一旦到了对外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同仇敌忾。

所以他们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却也是阴暗的，他们都在为了日后更长远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是因为他们都深明此理，所以他们的作为也就是最恰当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如果他们相互之间仅仅有哪一方为了一隅之地，便要动摇这个贵州的核心根基的话，那么不要说是逐鹿全国了就是仅仅的贵州内部的权力之争，那一方也不会胜利。

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战斗转入暗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何麟书这一举动，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铭率军与何麟书在铜仁激战七日，将何麟书部几度围困，就在何麟书败局将定的时候，幸被滇军所救，但是何麟书请求滇军将领帮助其“剿灭”席正铭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军队的时候，却被滇军将领拒绝，其理由是滇军救援何麟书部完全是为了国家军队建设考虑，他们不能够眼看着国内的部队，因为一些所谓的“大事”而相互间消耗各自的力量，因为贵州与云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们不能够因为贵州的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在外晦不明的情况下，就消耗贵州的军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书的请求还是因为滇军毕竟是云南的军队，而且这一次何麟书部与席正铭部的交锋也是因为贵州内部内政的问题所引发的，而滇军如果过度的介入的话，那么将会在政、治上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滇军在救援过何麟书部后，便不能够在参与到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当然了，滇军也不可能因为他人的斗争，从而从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实力。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中。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就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到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的时候，刘显世竟然突起异军，一下在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独揽于手中，并且将两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乱，直接的将两派之根基混于一潭，并且告诫他们亦或者是说通过一些途径从而使得两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贵州的政、权兵权已经与他们无关了，而且刘显世还明确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同心协力的辅佐他，毕竟此时贵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刘显世的话虽然看似平常，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专门研究政、治的人精来说，这些“平常话”已经足以告诫他们应该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们会如何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显得无力，更何况，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一切还不都是虚幻的吗？

所以两派人自然而然的归附到了刘显世的麾下，而且刘显世这个人怎么说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这从刘显世的一系列行为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刘显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书、郭重光、熊范舆、张协陆等人为首的“耆老会”成员，这一系列的成员也被称之为“老旧派”。

而在军事方面那，他则是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人，以及部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组成军事建制，从而彻底的将贵州的军权以及政、权实际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上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中，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而“旧派”之人虽百口难辩，但贵州边远省份，民国政、府权力难至，而起又兼当时全国局势动、荡，国内烽烟四起，所以对于贵州之老旧派仅只口伐而已。

不过倒是让蓄势欲动的“新派”王文华等得到了发难的借口一个借口；耆老会的存在，表示着贵州政、权的经历与过往，而且耆老会中人也确实多额给贵州的政、权在稳定上带来了一些效用，这个所谓的效用，不能单单从争夺、扰乱上来看，对与错，都是人为，且胜利者或许即便是错的，也能够被其抹白，所以如果仅仅以此就完全的否认耆老会在贵州的作为以及功绩是不准确的，而，虽然如此，可是耆老会，确实也做出过令人难以接受，甚至于是发指的行为，那就是颇为有名的“二二事件”！

虽然两个条约看起来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实际上，对于国家利益来说，这个《民四条约》对于国家利益的伤害还是能够比之“二十一条”要略微的减轻的，而且说起来，虽然上面的时间年限都是九十九年的最高年限，但是好在没有来一个“无限制”的使用权不是。

尘埃落定下的《民四条约》，大街小巷上不断留有非议的“二十一条”，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虽然问题就此暂时搁置解决了，但是我还是看的出，这些天里，那些没日没夜工作，为了应对日本方面的那些大员们，一个个面目上的蔚然与落寞。

他们欣慰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努力最终还是为国家争取回了那么一点点的权力与利益，使之落寞的，还是这个《民四条约》虽然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清楚，无论其实过程如何，这个不平等条约还是要签署的。

只不过就像现在这样而已，或多或少的为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名誉为了国人的骨气，多争取一下罢了。虽然结局对于局内人看来，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们的辛勤努力没有白费。

可是这个结果，又如何能不让人位置落寞那？或许有些人在怨恨吧，怨恨自己，假如在那个时间里，自己能够再多去一个地方，自己少抽一泡烟的功夫，可能就会让这份条约加一步的修改……

可是一切，已经无所谓了，签订了条约，就好像是判决之后的结局，无法改变，可是这也绝不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至少或许有一天，不，是会一定有这么一天，当国家变得强大的时候。

能够与世界列强比肩的时候，那么这个所谓的条约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可是那一天需要多久？十年？二十年？亦或是三十年、四十年？没人知道，可是大家依旧还是会为了自己很可能看不到的那一天而努力。

或许掌权者可能在一些问题上的做法是口是心非的，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而领导者就是领导者，接触的不同，看到的不同，自然谋划的也就不同了。或许这就是本分的问题吧，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样的身份，其实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当然了，也只有做好本分之后，才有权利亦或是有资格去进一步的参与到其他问题中，然而想要在新的领域拥有权威发言权的话。

那么这个其中的过程的艰辛，自然不需要多说了；其实我知道，现在市井坊间的流言蜚语，真的很让人难过，国、贼两个字不是谁都能承担的起，承受的住的。袁世凯是这样的人，一个有血有肉却又好像没有情感的人一样。

他选择了承担，其实本来这个时候我对于他的看法是有很大改变的，只不过，他召集内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让我突然地顿悟了，或许我还是看错了他这个人，他可以治理国家可是他做不到绝对的清醒。

或许金钱、色、欲、权利等等一切的一切，对于人的诱、惑力，都是有限的，唯独生存与活着，对人的诱、惑仿佛是无限的，其实想来这并没有错，无论是怎样的诱、惑，拥有的什么亦或是可以把握什么，如果没有生命的话，那么又该如何去消遣、享受啊。

那一次的内阁会议，是在《民四条约》签订后不久召开的，其实我在参会之前，本以为袁世凯这次的内阁会议是为了向大家解释亦或者是说安抚《民四条约》之后，这些内阁人员的情绪的。

但是当他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之后，那么我对他的态度自然而然的也会出现改变，这样一来的话，两个相对立的情绪触及在一块的话，如果双方能够很好的克制的话，或许还不能怎样，但是其中一方假如没有能够很好的掩饰或者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的话。

那么后果是非常难以预料的。所以经由以上理由，雷振春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人选，因为如是他给我提出警告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直接导致我潜返云南，虽然我正准备这样做。或许袁世凯是知道我的打算的。

所以他才没有派遣雷振春来与我交流，他还把雷振春的情绪会给我一个潜返云南甚至是公然返回云南的借口，这绝对是袁世凯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起来，假如现在云南的局势是完全掌控在袁世凯手里的话。

我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说如果按照忍道中的规条的话，虽然伤害到了忍者的情感与家庭，甚至是威胁到了他们各自的生命，但是对于忍道最高核心信念的追求，使得他们必要牺牲，这如果算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其中所有的牺牲恐怕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而后，我又反问杨度，我质疑他观点中的，忍者才是忍道的核心，我问他如果是忍者出于私利而轻易的更改忍道的核心教义的话，那么是不是未来的忍者也都要按照这个已经被污化的忍道来教条自己那？

杨度没有给我一个与我那般的答案，他只是对我说，假如没有人的话，忍道还能够成为一种信仰吗？我回答他说：“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已被污秽的信仰的话，那么这样的信仰还有追随下去的必要吗？”

而后，我又问杨度说：“晳子兄，我想问问你，还是拿忍者与忍道的关系来说，是不是你会选择作为一个忍者来改变这个传承下来的忍道？”杨度点点头，没有语言上的承认，当然了他也没有就此否认。

我们之间的谈话其实就此就应该搁置下来的，但是实际情况上且没有这样，后面虽然杨度没有说话了，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在对他演出一场独角戏，我并不是想说服他，只不过就是我想告诉他我的观点。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对杨度说的非常多，但是真正有用的应该大体上只有三句话，其一，是我对他说“假如信仰不能够保持纯净的话，那么必然的会失去很多追随者，以及一些潜在的追随者，晳子兄你说的没错，其实无论是什么，人才是关键，但是这不能代表作为最关键的人，就一定是一切的核心，我更觉得精神的层次比之人更为重要。”

第二句是在杨度肯定了我上面的观点之后，我对他说的：“晳子兄，也许你觉得我现在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有了变化，但是这没有错，我确实变了，其实我本不该如此坚决在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但是我只想告诫自己我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我要永远记住我是谁。”

第三句话是我们最为这一次交流的结束语的，我说：“其实晳子兄，咱们两个说了这么多，无论如何都是在为了未来做打算，国家需要你我这样人，也许咱们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借用一句忍道中的教义吧，律己而忠，国家，永远，那才是咱们的家。”

或许我们之间说的这些话中，并没有什么真的有关于忍道或忍者之间的东西，也许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对此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牵连，但是或许是这样的，亦或许并非如此。这是一种讨论，同样的这也是一种抉择。

小凤仙听完我说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捉摸不定神情，虽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她听到了，也就是了，有些事只能借口说出，如果对方能够理解再好不过，如果对方不能够理解，你也无可奈何。

既爱又恨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要面临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够把计划进行下去，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当然了，其实实话实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毛病并没有太过在意，虽然我比如要承认，如果想要有更大的作为的话，那么首先要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但是也未必什么事情都需要时间，或者说需要自己的身体的消耗。

这一段日子里，在日本除了正常的意料之外，其他的时间我更多的是带着小凤仙往来于我曾经的校友之间，我这样做的目的首先肯定是为了通过他们的嘴，尝试性的得知一些有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问题。

虽然他们的嘴都非常严，而且还有保密条令的约束，但是这绝不表示我这样的行为就是无用功的。日本人好酒，比之中国他们的民族更为依赖酒这种饮料，那么这也就是一个切入点，他们好酒的话，我就可以尝试着在他们醉酒的时候，从他们的口中依稀的得到一些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