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当时的人们对于金融领域的认识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几乎一无所知。

到了现在，老百姓所知道的金融概念也仅限于股票，而且还是近两年才开始有所了解。

对于政府而言，金融领域充满复杂性与专业性，想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并掌握这一领域并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系统学习和研究。

然而，如今经济发展已步入高速轨道，时间紧迫，不容拖延。那么，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积累，建立起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体系。如果直接借鉴其他们的经验，或许能够迅速解决当前的难题。

于是乎，那些留学归来、具备金融专业背景的留学生便成为了重要的人才资源，并被委以重任。

但如果仅仅是抄袭他人作业，然后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和发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真正出问题的地方在于，这些负责抄袭作业的人屁股是歪的，他们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甚至被收买利用。

将西方的金融理论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在思考问题时往往从个人或特定集团的利益出发，而非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关于金融领域的这些问题，周安东也没有太深入的去说。抛开他两世为人的这个BUG，单从这个年代的视角出发。

将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留学生安排在关键职位上，借鉴国外经验来构建自身的金融体系，其实并无不妥之处。

至于后世出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时代背景和局限性所致。谁也不是神仙，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

所以，不要怀疑上面那些老家伙的智慧，经过他的提醒，必定会有所警觉，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即便无法彻底消除隐患，也绝不会让情况恶化至如上一世那般，被渗透得那么严重，跟筛子一样。

霍老大看着周安东，犹豫了一下问道：“香江这里你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唉！”

周安东叹口气：“如果在谈判之初，我有办法让英国佬偷鸡不成蚀把米，但现在已经晚了。

早在十年前他们就开始布局，什么公民权、自治权，霍爷爷你应该知道吧，这就是个大雷。

英国人一直以来，都未曾给过香江人民公民权与自治权，如今这些洋鬼子竟然跳出来，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姿态，声称要为香江人民争取公民权与自治权。

倘若国家拒绝接受，便会与香江人民形成对立。原本一些人就缺乏归属感，如此一来，矛盾必将瞬间激化爆发。

如果国家答应，这颗地雷迟早都会爆炸，把香江炸伤，至于会伤到什么程度，无人能够预料。”

说到这周安东沉默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这是一场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比有硝烟还要凶险。

英国人定会在暗处对律法、选举、文化及教育动手脚，表面上会控制香江媒体，大肆造谣，抹黑污蔑内地形象。

待到时机成熟，或者说当他们觉得有必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引爆公民权和自治权这颗炸弹。”

周安东抽了口烟，看着霍老和霍老大：“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跟英国佬抢夺话语权，打新闻战。”

霍老脸上的表情变得很是凝重：“无论是电视牌照还是电台牌照，包括报刊杂志，以你的身份，在香江肯定是拿不到的。

如果你说的成为了现实，英国人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布局，就算是回归后，你想拿到牌照也会阻力重重。”

说到这，霍老脸上露出一丝无奈：“这个事情上，霍爷爷也帮不了你。如果硬要出面，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难办。”

周安东笑了笑，烟雾在嘴里缓缓爬出来，缓缓的上升飘散，让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模糊。

“这个事情我自己能搞定。”

目前香港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和亚视，期间曾冒出个佳视，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

八八年二月，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

九零年，李超人说服港府，放宽有关条例，十二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

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第一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

到了九一年三月，卫星电视公司正式成立，李超然任主席，小超人任副主席。总投资为31亿港元。

一个月后，卫视开始试播;到年底，已正常利用五个频道播映节目。开播后的两年，卫视已覆盖30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万个家庭用户。

有不少大公司与卫视签订合约，成为其稳定的广告客户。不到20个月的期间内，卫视的广告收入是3.6亿美元，而维持五个频道的年费用为8000万美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经营状况良好的卫视，在九三年香江政府颁布新的电视广播条例，并宣布可以播放粤语节目时，小巨人却把卫视卖了。

随后，在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卫视信号停止播出，紧接着凤凰卫视正式开播。

想到这，周安东叹口气，这个机会错过了，只能让阿丽丝出面拿电视台、电台和报刊的牌照。

再让阿丽丝找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歪果仁来管理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等回归后，他再让“索尼影视”收购。

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掌控舆论导向，与英国人以及那帮香蕉人打一场新闻战。至于最终结果如何，只能交由老天爷来决定了。

周安东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这件事儿仅凭我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我所能做的，其实很有限，也就是在金钱上，在舆论上起到一点作用。

还需要国家出手干预，暗中对律法、选举、文化及教育渗透，破坏英国人的布局，明处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加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