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振军的情绪糟糕透了。广播接二连三地出错，使他的个人形象大大受损，对上他挨，对下他又受气，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广播电台，管理起来竟比一个团还要费劲，这使他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电台的这个台长是不好当的，利益不大，承担的风险倒不小。

经过几天的努力，电台形成了一个书面性的东西，交给了市委宣传部，对上，总算应付过去了，但是，如何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增强采编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却使田振军感到十分头疼。尤其从那天的会议上，他看得十分清楚，何原、徐建文对他很不尊重，认识错误的态度也很不端正，可是，他又拿他们没办法，来硬的吧，怕他们跳得更厉害，怕把事情搞得更加被动。来软的吧，他们根本不当回事儿。他觉得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阶层，轻不得又重不得。对此，他感到十分的困惑，也感到十分的孤独。他总觉得他似乎与他们之间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这一层东西消除不了，他就很难与他们融为一体，很难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

也许，不应该取消编辑费和稿费。这是多年来形成的规矩，你破坏了这个规矩，就等于损害大家的既得利益，这就势必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的负面影响。

也许，对两位副手的分工是错误的，应该让方笑伟全权抓宣传，桑学文管理后勤服务。方笑伟毕竟经验老到，在管理上也能镇住人，让他负责宣传也不至于出此大错。

然而，现在让他统统推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战胜自己，否定自己。他怕否定之后让别人见笑，让别人说他田振军无能，说他无主见，说他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把电台当儿戏。

有些事，你只能回头看，却无法再回头。

通过这次“事故”的处理，他彻底改变了对桑学文和方笑伟的看法。他觉得桑学文实在令人太失望了。无论是工作的责任心还是工作能力都比他期望的差，更使他无法容忍的是，桑学文对待错误的认识态度太暧昧了，暧昧得几乎到了暗示什么的程度。田振军最看不惯他的就是这一点，你当副手的，就应该明确地站在一把手一边，要维护一把手的尊严，支持一把手的工作，你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副手。

倒是方笑伟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他不仅为他解了围，而且还明确地讲了对一把手负责的话。这使他听了非常舒服，从而也改变了他对方笑伟的看法，认为他也并非像别人所说的那么可怕，那么阴险。由此，他便认为，在人的认识和使用上，绝不能让别人的思维来左右自己，应该靠自己的心去认识、去发现，这样也许更可靠。

田振军正静静地梳理着这些杂乱的思路时，公安局长王金成意外地敲门而至。

王金成说：“我还以为金屋藏娇哩，结果就你一个人？”

田振军笑着说：“我哪有那样的福气？”

王金成逡巡了办公室一眼，说：“不错，不错。有这样的办公环境，没有小秘相陪也挺不错的。”

田振军说：“还不是托你老战友的福，否则我能坐到这里？”

王金成一挥手说：“打住打住！咱哥俩谁是谁呀，你要是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

田振军拿着冷饮，一边启盖一边说：“感激的话我也不说了，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说。”

王金成说：“我这次来还真是求你帮忙的。”

田振军说：“你把那个‘求’字省略了多好听。”

王金成就笑着接过冷饮说：“那就不求你了，听说你们电台又添了二十五个指标，到时候你可得给我留下两个。”

田振军说：“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是两个，不知你说的这两个有没有文凭，有文凭倒也好说，没有文凭就有点为难我了。”

王金成诡秘地一笑说：“不瞒你说，一个是白副市长的外甥丫头，一个是我的亲戚，也是个小丫头。至于文凭嘛，不存在啥问题，你说你们需要啥文凭，就让她们有啥文凭。”

田振军说：“我一听就清楚，要搞假的？”

王金成说：“不是假的难道是真的？如今，真的还有多少？”

田振军说：“好了好了，你公安局长都这么牢骚满腹，还让普通老百姓活不活啦？说正事，电台是被批了三十个编制，新增加了二十五名指标，但人员怎么录用，现在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到时候可能会组织统考，你得让她们有个思想准备。”

王金成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分复杂了，怎么操作是你的事，但主动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田振军点了点头说：“这你放心，再怎么着，我也要把你这两个人安排了。不过，老战友，我向你问句真心话，这两个，到底是啥文凭？你估计让她们当记者行不行？”

王金成说：“白副市长的外甥女是个高中毕业生，我的亲戚是个中专生。真实的文凭是不怎么高，但这两个丫头倒是蛮机灵的，人也长得俊气，估计锻炼锻炼当个记者编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干脆让她们搞广告去，事在人为嘛。”

田振军说：“这些都好说，只要人进来了，我自会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让她们干。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得让她们有个说得过去的文凭，最好是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王金成说：“好说好说，这些都不存在问题。”

送走王金成，田振军的心里一阵阵失落。他原打算要在这二十五名聘用工中先择优正式录用一批，然后再适当地招一些聘用工，试用一个阶段后，再优胜劣汰，这样就会让那些真正有才干而又人品好的人走上记者岗位。然而，还没等他的这种愿望形成决议，就被他的老战友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他不由得对他理想的坍塌而伤心，也为理想的脆弱而惋惜。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个人的理想，原则的坚守，在强大的关系网的冲击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否则，你就无法同环境融为一体，你就无法坚守住你的岗位。有时，岗位与信念是极其矛盾的，你守住了信念，也许就永远地带着你的信念离开了岗位，你要守住岗位，也许就得放弃你的信念。

在这两者的选择中，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后者。他无法拒绝王金成，也无法拒绝白副市长。他十分清楚，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他坐到了电台一把手的位置上，倘若你要同他们讲什么党性，讲什么原则，除非你放弃了他们曾经给予你的东西，否则，你就没有资格。

现在，他终于妥协了，他把他本该排斥的东西痛快地答应了。痛快地接受了之后，他才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操作，是瞒着电台的其他领导，由他一个人来敲定这二十五个人选？还是把权力下放到方笑伟的手中，让他按着他的意图去操办？显然，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前者，有可能要冒风险，搞不好就会后院起火，自己把自己搭进去；后者，有可能会授人以柄，永远被对方抓住了小辫子。

他很想探一探方笑伟的态度，看他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就拨通了方笑伟的电话，让他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