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镇上通知老师开会。醒民知道原来的教师暑期集训，已经停了多年了，他骑着自行车去了。中午，他回来兴奋地告诉大家，省上有了政策，凡是教龄二十五年以上的，具有中等师范以上学历的民办教师，都可以转为公办教师。孙蛋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么兴奋过，有朝一日成为公办教师，这是父亲这茬乡村民办教师多年的梦想和夙愿，他们等这个机会等了一辈子，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学生吃上了公家饭，他们很无奈，现在机会来了，他们内心隐埋着的尚未熄灭的希望之火，又燃了起来。

孙蛋考上大学的第二年，醒民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选修师范类大专学历。这些年断断续续考了好多门课程，他怕别人笑话，一直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听到有学历能够转公办教师，他从柜子里将自己学习的资料拿出来，整理了一遍，发现还差两门课程。第二天清早，他骑上单车来到县教育局，问清了情况，在边上的自学考试办公室报了两门课考试的名，买了一沓教材和辅导书回家。见到两个儿子，他郑重其事地说：“考试以前家里的活，就靠你们了。考试的内容撂了这么多年了，我得好好复习。”

孙蛋看着父亲说：“都这把年纪了，顺其自然，千万别难为自己。”

醒民在院子的枣树下放着炕桌，每天拿着书一边看一边记，比孙蛋当年高考还认真。孙蛋将院子的家具搬上二楼，站在楼梯上，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从他记事起就带着的白色镜框的眼镜，边上已经泛黄，腿上裹着胶布，怕眼镜低头时脱落，他用绳子拴着两条腿，拴在脑袋后面。父亲干裂起泡的嘴唇嚅动着，他想走过去和他说几句话，看着他专注的模样，又不忍心打扰他。父亲不仅仅是为了转公办教师，年轻的时候，他经常被人批斗，懦弱的性格吃了不少亏，他是要向父亲、儿子和全部的人证明自己行。

村子时常会有人过来串门，看到醒民专注的样子，他们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可笑。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和人家聊聊天，不时看着桌子上的书和自己的笔记。他语歇了，想用无聊的空当催促串门的人离开，串门的人掏出卷烟纸，捻上旱烟，在手里搓着圈，抽着旱烟，似乎很享受这不紧不慢，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孙蛋看到这情景，赶紧上去，热情地和乡里聊着，适时将他引开。

醒民眼睛赤红，嘴唇干裂，喉咙发炎，说不出话来。家里人看着心疼，让他休息一下，他总是挥着手，让大家不要操心他。两天以后，他收拾自己的东西，带了一挎包蒸馍和一罐腌萝卜，骑着自行车，来到自己教书的学校。他进了大门，看见院子里荒草丛生，菜圃里辣椒都长荒了，枝上吊着绛红色的辣椒。他关上门，坐在屋檐下，背诵着教材上用红笔画出的部分。

两天后，桂琴正在厨房洗锅，她对孙蛋说：“有空到学校看看你伯，带上一碗面过去！”

孙蛋想到父亲喉咙发炎，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按照妈妈的吩咐，秤了一包白糖，放在装面碗的篮子里。他敲了几下门，没有人答应，他觉得父亲那么急，应该不会出去，又使劲敲了几下，大声喊了几声伯。院子里传出了哧嗒哧嗒的脚步声，他推开门，看见父亲面色潮红，胡子拉碴，倦怠得没有精神。他伸出手，摸了一下父亲的额头，烫热烫热的。走进屋子，只见桌子和炕上堆满一张张要记忆的纸条，碗里盛着没有吃完的开水泡馍，筷子插在腌萝卜罐子里。孙蛋眼眶湿润了，他推着自行车，让父亲跨腿坐在后座上，他从前梁跨上自行车，向医院奔去。

医生给醒民量了下体温，从医疗铝盒子里拿出一个长条的竹片，放进他的口里，让他张开嘴巴，啊啊地叫几下。放下竹片，医生说：“急性扁桃体发炎，得马上挂吊针！”

孙蛋交完钱，陪父亲打吊针，针头插进了血管，没有多长时间，父亲就睡着了。他在屋外走了几圈，回来摸了一下父亲的额头，烧慢慢退了，渗出一层薄薄的冷汗。过了一会儿，醒民慢慢睁开了眼睛，孙蛋问：“想吃啥？”

醒民摇着头，说是要喝水。他的眼睛眨巴了几下，又无力地闭上了，护士拔针头的时候，他醒了，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他看着儿子说：“你理解伯，就不会笑话伯。”

孙蛋低下了头，背过脸不住地点头。他快步走出病房，待情绪稳定后，去问一声医生，医生说得连续挂四天吊针。出了医院，他劝父亲回家，父亲拍着他的背说：“这里离医院近，咱就不要在路上折腾了。”

以后几天，孙蛋陪着父亲来到镇上的卫生院，挂上吊针，醒民就靠在床上看书。毛蛋买了几个甜瓜和妈妈过来了，他用衣服的前襟搓干净瓜皮，双手一摁，甜瓜嘣哧裂开了，他去掉里面黄瓤白籽，递给父亲半块。醒民精神好多了，他坐直身子说：“我没事，你们别牵心了，忙好家里的事！”

桂琴坐在床头问：“都这个年龄了，不像年轻娃，得悠着点。想吃啥？我回家做好，让娃拿给你。”

醒民笑着说：“就感到口里是苦的，没有啥味道。你擀好面，我让孙蛋在学校摘些辣椒回去，你炒些辣子，做一顿凉面。”

考试前的那个晚上，醒民将两门课的内容过了一遍，他坐在房间门框菱形的光影里，抽着烟，在皎洁的月光下，看着满院青苔和杂草。学生快要上学了，这里又将书声琅琅，充满朝气。墙头的茅草在夜色中摆动着，草丛传来蟋蟀的簌簌声，他感到这些年一直带着学生参加各种考试，时常给学生进行考前心理辅导，没想到自己到了这个年龄，考试前也是这么紧张。他感到可笑，自己以前没有参加过大考，更没有大考前的心理体验，却在训导着自己的学生。

天刚麻麻亮，醒民洗漱了一下，骑着自行车，迎着清晨的凉风，来到县城。考场在县城的师范学校，试卷发下来了，考试的内容都是他这段时间复习的知识。监考的老师在教室里转了几圈，就在门口开始聊天。他们这一代人，凡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大部分都是这一茬民办老师带出来的，虽说民办老师的待遇低，社会上看见花白头发的民办老师，都会给予尊重。监考老师聊着天，看着考场外面，见到有巡考的过来，就在课桌间走一遍，不断地喀喀着，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巡考走了，两位监考老师又在门口聊天，醒民知道了监考的良苦用心，窃笑着答题。

考完了试，醒民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回家的路上，他感到平常的生活中，一切都按照习惯进行，人们的心理和肉体在四季和日常繁杂的琐事中被同化了，在平淡的生活中，一切都麻木了。这么长时间的备考，自己就好像一根已经生锈的弹簧，一段时间强力地摁压，刹那间放开，在轻松惬意的回弹间，生锈的铁斑脱落了，自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只有将其拖拉到一端的极限，才能体会到另一端的可贵和美好，才会反思和检讨自己的不足，才能体会到从侧端回归时的愉悦和兴奋。

吃过晚饭，醒民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骑着车子，在茂密果林中的田径中前行，他来到东北上公墓旁边的水库。脱了衣服，揪着岸边的草藤，踩着边上的青泥，蹲在水里，身体和水融和在一起。他不会游泳，往里面走了几步，测试着水的深浅，在岸边的水草中狗刨着扑腾了几下。回来时走到壕岸，他撑起自行车，抖动着上衣的对襟，走下壕坡。老五躺在椅子上，摇着扇子，听到脚步声，知道是大儿子下来了。他挺了下身子问：“咋样？”

醒民蹲在父亲对面，他心里有点激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他内心盘算着如果桂琴和毛蛋问自己，他该如何回答，他既要有信心，也要留有余地。没想到回到家里，毛蛋忙着收拾院子，桂琴在厨房做饭，大家根本没有问自己考试的情况。他感到一丝失落，可能家人对自己的考试根本就没有上心，也可能对他没有信心，恐怕问了让自己难受。醒民眨巴着眼睛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平平淡淡。有了机会，就想证明一下自己。还不错，就看最后的结果了！”

老五坐起来，搓着手说：“看到你这段时间那么拼命，我真后悔当年没有让你去当兵。如果去了，现在老婆娃也不会待在农村，你也不用为了转公办教师，还像年轻人那样学习了。”

醒民笑着说：“大，那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自己当了一辈子教师，也得参加一次真正的考试。”

看着父亲的眼睛，醒民询问现在的感觉，老五坦然地笑着，轻轻地摇着头说：“慢慢习惯了，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老天总要给你一些磨难，这都是命，咱命里就有这道坎。”

醒民感到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常常将成功归结为自己的天分和能力；当生命陷入绝境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在痛苦的旋涡里极力蹦跶，最后还是不能摆脱生命的无奈，最后时常在冥冥中寻求一种精神寄托，有了自圆其说的寄托，人们就会变得坦然和从容。

十月份，醒民刚刚上完课，走出教室，他正拍着手上的粉笔灰。邮递员送报纸来了，贾老师接过报纸，看见里面裹着一封信，是醒民的，就喊了一声将信递给了他。他走了两步又回来了，瞅着信封说：“陈老师，看不出来，你在进修师专的课程哩！”

醒民笑着回到房间，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抽出信瓤，原来是成人考试的成绩单，两门课虽说成绩不高，总算是过了。他闭着眼睛，想到自己即将进入公办教师的行列，他心潮起伏，眼眶湿湿的。

年底，醒民按照规定转成了公办教师，和他一起转的还有贾老师。一起进入教师队伍的好多老同事十分羡慕，他知道不好张扬，在学校同事的蛊惑下，他和贾老师还是在镇上请大家吃了一顿饭。贾老师六五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学习物理。“**”开始以后，家里母亲身体不好，他看着要串联，就回到了老家。后来他结婚生子，先是在工地上划土方，后来成了民办老师。恢复高考后，他连续两年考上了大学，他所在初中的校长是他中学的同学，贾老师自恃才高，不把人家放在眼里，后来他们吵架了。政审的时候，校长作梗，硬是没有通过，他上大学的梦破灭了。同事们认为贾老师转公办，是顺理成章的事，醒民整天不哼不哈，关键时候，拿出了大专证书，这让大家刮目相看。几杯酒下肚，醒民脸色通红，同事们围着劝酒，一直到他趴在桌上。

醒民转了户口，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递给桂琴。桂琴撩起油裙，擦干手接过来，数了一遍说：“这么多，难怪大家都争着转正。”

毛蛋开着蹦蹦车从地里回来，他刚给果树喷完药，蹲在台阶下，在台阶上的脸盆里用肥皂洗手。妈妈端着饭菜出来，摆在炕桌上，对毛蛋和媳妇说：“你伯成了公办教师了，刚发了工资。我看他的工资足够养活我们了，我们老了有了依靠，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毛蛋转过头说：“你们的钱放着，该我们养活那是我们的孝心和义务，别分得太清了。”

两年以后，省里下了文件，全省达到一定教龄的民办教师全部就地转为公办教师。镇上开会，传达了文件，部署了这项工作展开的时间和要求。散会后，老教师走出来，有的蹲在学校的花圃边，看着树梢，抽着旱烟；有的聚在一起，开心地聊着，不少人挠着花白的头发，眼里闪动着喜悦的泪花。一个月后，民办教师的转正手续办完了。教师节那天，镇**在中学请各位老师吃饭。阎书记带着几个人过来，和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握手聊天，他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动情地说：“各位老师，从青年时代，你们就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拿着农民的工分，默默奉献了几十年，为我们塬上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人才。我和镇上的好多干部都是你们的学生，正是有了你们昔日的教诲，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我每一次从中学路过，都会想起你们，有时在集市上，看着我原来的老师头发花白，攥着烟锅，从自行车后面的筐筐提猪娃出来，我就很激动。好在国家没有忘了你们这茬人，一次性解决了你们的问题，我这个书记心里的结也解开了。今天，我心情特别畅快，要和各位老师好好喝上一顿酒。”

台下的教师听了书记的话，感到知心入理，有的激动，有的嬉笑。阎书记对办公室主任说：“去，到**大院通知一下，凡是在本镇上过学的干部，一起过来，给自己的老师敬酒。”

办公室主任回到**大院，传达了书记的号召，几个人跑过来问：“好多人在外面打麻将，咋办？”

主任交代大家说：“书记来了兴致，大家分头去通知，叫他们赶紧散场，迅速赶到中学饭堂。”

大家赶到中学，先是和自己的老师叙谈一会儿，在阎书记的带领下，给每一个桌子敬酒。好多老师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随着酒精下肚，教师们从拘谨的壳子里走了出来，眼睛湿湿地在推杯换盏中，不停地对着阎书记说着感谢国家的话。最后，教师倒下一大片，阎书记涨红着脸，办公室主任搀扶着，在一群干部的簇拥下，回到了镇**。

后来，乡镇的经费紧张，好几年干部的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教师的工资是上一级财政保障的，而且国家的文件三令五申不许克扣教师的工资，教师的工资依旧按时发放。干部们虽然心里不得劲，想到那些都是曾经教过自己的人，面上一直保持着对老师的尊重。

过了几年，这批六十年代前后参加工作的老师，纷纷退休了，回归田园生活的状态。孩子考学有出息的，日子过得滋润；孩子都在农村务农的，兄弟们日子紧张，都盯着父亲的退休工资，矛盾迭起；孙子们上学的时候，儿子都将他们赶到爷爷那里，让他们向爷爷要报名费。有的老师感到自己一辈子，教出了好多大学生，自己的子女却不成器，就将希望寄托在孙子这辈。他们拿出自己仅有的工资，给孙子买辅导书，亲自辅导孙子，几年下来，看见没有什么长进，也就打了退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