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梨’不会在我们运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胧中听到这句话，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但稍一定神，我才发觉这是现实。声音是从墙壁后传过来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订的冰箱送到士多，我们七手八脚把旧冰箱里的啤酒汽水换到新冰箱，然后我用手推车将旧冰箱送到五个街口外的夜冷店@卖掉，我把卖冰箱的钱给何先生后，他说他下午一个人顾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午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似乎有点累，他着我回家休息一下。难得何先生这么体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午饭后回到房间睡午觉。

然后我被那句话吵醒了。

我瞧了闹钟一眼，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我睡了一个钟头。哪才说话的，应该是那个劝我加入左派的苏松，他的声音有点尖，很好认。不过墙壁后的房间明明属于那位元失业记者杜自强，为什么他在杜先生的房间里?

“苏先生，你别这么大声，万一被人听到……”这回说话的好像是杜自强。

“老何的老婆刚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两兄弟也在上班，咱们谈大计没人会听到啦。”苏松回答。平时这个时间我都在顾店或当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来。

“就算被人听到又如何?我们堂堂中华儿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办事，不惜抛头颅洒熟血，即使事败，英帝国主义终有一天屈服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之下……”说话的男人嗓门很大，虽然我看不到，也能想像到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如果我没记错，这人应该是苏松的“同志”，一个叫郑天生的青年。苏先生曾介绍我们认识，说他也是被纺织厂辞退的工人之一。

“阿郑，话倒不是这样说，英帝奸狡，我们要小心行事，别给敌人有机可乘。”这声音我从没听过。

“邹师傅说得对，我们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苏松说，那个邹师傅是谁我完全摸不著头脑，不过听他语气，应该是其他三人的“领导”。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姓邹的说。“会合之后，我们便依计行事，完成后立即在佐敦道码头解散。”

“执行细节如何?”是苏松的声音。

“你跟阿杜做饵，由我动手。”

“邹师傅，你一句‘做饵’说得简单，但我们毫无头绪啊。”

“到时见步走步，实际情况我也说不上来。”邹师傅说：“我只要半分钟就好，这不算难吧。”

“但我们真的能如此简单得手吗?一号不易对付吧……”

“阿杜，你放心，我再三确认了，目标比想像中脆弱，那是盲点，白皮猪不会料到我们走这一步棋，到炸弹爆炸时，一定目瞪口呆，惊讶于中国人的智慧，震慑英帝国。”

ⓧ夜冷：即买卖二手货品的商店，语源葡萄牙文Leilao ，意即“拍卖“，经过厦门及汕头等地的方言，传到广州时音变成”夜冷”。

这一刻，我才赫然察觉我听到不得了的事情。邻房的四个人，大概在策画炸弹袭击。虽然天气很热，但我冷汗直冒，不敢移动身子半分，怕老旧的床会发出声音。我连呼吸都尽量放轻，万一他们发现我听到他们的计画，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民族大义之名杀人灭口。

“另一方面便要看阿郑了。”苏松说。他的声音比之前小，我想他之前说话时靠在墙边，现在走开了。

“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时时刻刻铭记于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狠狠给敌人迎头痛击，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斗争。”

“阿郑你放心，事成之后，领导不会亏待你。”

“奖赏于我若浮云，哪怕被法西斯逼死，我都会斗争到底。”

“说得好，阿郑真是我们爱国同胞的榜样。”

“可是……”是杜自强的声音，“我想说，放炸弹真的好吗?万一伤害到平民百姓……”

“阿杜，你这话便说错了。”苏松说：“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以炸弹还击，不过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对：来而不往非礼也‘’白皮猪用子弹射杀我们的同胞，诬陷无辜者暴乱伤人，对付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以‘凤梨’对抗，还不及那些法西斯暴虐手段的十介之一。我们放炸弹不是为了伤人，而是要瘫痪港英军警，这是聪明的游击战略。如果我们真的要杀害平民，我们为什么要在炸弹旁写上‘同胞勿近’?”邹师傅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阿杜，你忘了领导们的最高指示吗?如果牺牲几个平民，换来英帝投降，那些平民的死便十分值得了，他们可不是白白牺牲，是用血汗令祖国大胜一场，是为了同胞、为了国家捐躯啊!”这次说话的是嗓子大的郑天生。

“对耶。你想想被白皮猪枪杀的蔡南，想想在警署里被活活打死的徐田波，我们不反抗，说不定下一个死的便是你或我。”苏松接着说。

“可是……”

“不要可是了。阿杜，你自己也曾亲身经历报馆被查封，那些黄皮狗肆无忌惮闯入报馆，殴打记者，安插罪名，难道你没半点愤怒，不想报一箭之仇吗?”

“你说得没错……”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将杜自强的意见压下去。

“总之，后天便是第一波行动，”邹师傅说：“当第一声炮响，震得港英心惊肉颤，我们大后天、大大后天的第二波、第三波行动便能叫英帝屈服。澳葡已经认输，港英的末日还会远吗?”

澳门去年十二月发生警民冲突，澳葡政府实行戒严，警方枪杀多名华人市民，广东省政府抗议，多番谈判后，葡国向包括中方的华人各界“道歉、认罪和赔款”，这应该给左派打了一支强心针，既然澳门的华人能够成功“反葡抗暴”，英国人败阵自是指日可待。

“阿苏、阿杜，我们今天解散后，便不要联络，直至后天开始任务，”姓都的继槙说：“有必要时，我们以阿杜的房间做基地，我家已被黄皮狗盯上，不甚安全。”

“反正邹师傅住得近，互相照应也容易。”苏松笑着说：“你别给黄皮狗跟踪到这里来便行了。”

“哈，我才不会这么大意!”墙后传来邹师傅的笑声，“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在行动前惹上黄皮狗吧!”

“哼，我总有一天要牠们夹着尾巴逃，再把牠们弄成狗肉锅!”郑天生骂道。

“既然各人也明白任务，我们今天便散吧，这儿有些特别任务赞，你们拿去，这两天找点好的吃，喝喝酒壮壮胆。阿郑，辛苦你啦。”

“邹师傅，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我跟你们一起，怕连累你们。我先走一步，你们最好多待一阵子才出去吧，万一被人看到，也可以跟我撇清关系。”

“好，好，邹师傅，后天见。”那是苏松的声音，墙后还传来开门声。我悄悄地离开卧床，将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杜自强他们三人跟邹师傅道别。板问房跟客厅之间的木板墙顶都有通风窗，门板上有毛玻璃，我只能蹲在房门旁，以免他们从玻璃上看到人影晃动。他们三人之后没有回房间，在客厅中闲聊，在讨论哪一间茶馆便宜又好吃，半个钟头后，三人也离开外出。

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松一口气。

我想，我没有被他们发现吧。我谨慎地打开房门，探头察看，确认房子里只有我一人后，才急步到厕所小解。我憋尿憋了很久，差点想找个瓶子解决。

回到房间，我仔细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如果现在杜自强或苏松回来，我可以辩称刚回家，他们该不会起疑：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那些“机密情报”。

那个姓邹的，听声音似有四、五十岁，可能是某个工会的干部，杜自强、苏松和郑天生只有二十多岁，满腔热血，对现况的愤怒无处宣泄，正好是左派渴求的人，或者他们的理念正确，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抵抗社会的不公义，但用上炸弹，便是愚蠢的行为。邹师傅的话说得铿锵有声，可是，依我看，苏松他们跟他们口中的“黄皮狗”差不多，一样是“消耗品”。

权力便是这样一回事，在高位的，拿理想，信念、金钱作为诱饵，叫下方的卖命，人不是想找个伟大的目标生存，便是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提供足够的诱因，便甘愿为奴为仆，如果我跟姓苏的这样说，他一定会痛斥我被法西斯荼毒，伟大的党和祖国才不会把他们这些爱国同胞置诸不理，但我敢写包票，他这些小角色只会被人遗忘，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假如英国人最后没撤退，那些被港英政府关进监狱的人，出狱后大概会一时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战士”，但长远而言，他们会被照顾、安顿生活吗?我很怀疑。这些小角色愈多，便愈不受重视，你以为自己放一次炸弹，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却不知道跟你一样的死士有上百上千个。

因为现实中，权力和财富永远只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

晚上，我跟杜自强和苏松碰面，苏松的态度和平时没分别，一见面便游说我加入“工会”，不过杜自强显得比平常拘谨。何先生夫妇似乎没察觉异样，而我没有跟大哥提起事件，虽然告诉他，他或者能替我分担一下，但秘密一旦说出口便不再是秘密。这一夜我睡得不好，一想到苏松他们的“行动”，我便思潮起伏，惴惴不安。

翌日，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房东的士多工作。纵使换了新冰箱，街头仍旧冷清，行人稀少，顾客自然不多。何先生坐在柜台后读报，我则坐在门口旁，一边搧著扇子，一边听着收音机广播。电台中那位播音员再次大骂“左仔”搞乱社会秩序，是“无耻无良、下流贱格”之徒，语气刻薄幽默，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一笑置之，但对左派来说相当刺耳吧。

大约十一点时，一个男人走近。我觉得他有点脸熟，细想一下，发觉他便是我昨天听到的声音的主人之一——他是苏松的同伴郑天生。

“一瓶可乐。”他放下四毫，说。

毫：港币一毫即一角(十分)。

我从冰箱拿出一瓶可乐给他，收过钱，便回到椅子装作看报纸。何先生十分钟前说有点事要离开一会儿，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顾店。我举起何先生留下来的报纸，眼角却瞄著郑天生：心想他是不是要来找苏松。他站在士多前，左手插在裤袋，靠着冰箱喝着可乐，眼睛往街角瞧过去，一副无所事事的散漫模样。拜托，快快喝完离开吧，我知道阿三和阿七差不多是时候经过巡逻，天晓得这个姓郑的会不会跟他们起冲突。

当这念头还未消失时，我便看到那两个员警出现了。他们一如平时，并肩缓步走着，经过街角的面店、药行、裁缝店，再走到士多前。

“麻烦你，一瓶可乐、一瓶哥喇。”阿七说，他就像老样子，放下三毫，为自己的份付款。

我从冰箱取出两瓶汽水，交给他们，他们边喝边谈，不知道我正为情况担心——在他们身边，正好有一个“炸弹暴徒”，喝着相同的汽水。

“十一点新闻报导。”收音机传来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炸弹，警方目前对锁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进入。今早十点十五分，裁判司署职员发现大门放置了可疑物品，于是报警，警方目前正在处理，暂未知道炸弹真伤。”

我看到郑天生嘴角微微扬起。该不会是他放的吧?

“下一则消息。英国皇家空军副参谋符利将军今农抵港，进行五天的访问。符利将军下午会跟港督会面，明天预定到皇家空军基地慰劳驻港英军，并出席驻港英军与员警部联合设置的晚宴。符利将军表示，他赞同之前访港的远东英军总司令贾华将军的意见，认为维持香港安定的第一道防线是香港市民，第二道是员警，第三道是英军，英军会在必要时支援政府……”

“哼!放屁的白皮猪!”

这句话传进我耳朵时，我顿时起鸡皮疙瘩，我错愕地抬头向郑天生望过去，只见他一脸轻蔑，喝着只余下半瓶的可乐。

而跟他距离不远的阿三和阿七，则一脸诧异地瞪着他。

“喂，你说什么?”阿三向郑天生喝道。

“我有说什么不好?”郑天生头也不回，自顾自地继续喝可乐。

“我刚才听到你骂‘白皮猪’。”阿三再说。

“哦，我看你肤色挺深的，原来你也是白皮猪吗?”郑天生没有退缩，还跟阿三耍嘴皮子，我想，这回糟糕了。

“放下瓶子，给我站到墙边!”

“我犯了哪条法例吗?你凭什么命令我?”

“我看你游手好闲，怀疑你藏有武器或煽动性物品，现在要搜你身!”

“不过听到人家骂一句白皮猪便小题大作，正一黄皮狗!”郑天生不为所动，直骂道。

“死左仔，你够胆再说一次?”

“黄、皮、狗!”

说时迟那时快，阿三抽出警梶，一下子往郑天生脸上挥过去。郑天生手上的可乐瓶飞脱，掉到地上，玻璃碎满一地。他整个人往右边倒，阿三随即挥出第二棍，往对方胸口揪打过去。

“呜——”郑天生失去平衡时，抽出口袋中的左手，似要抓住阿三的领口。不过，我被另一件东西分散了注意——一张约有手掌大小的纸从郑天生的裤袋掉出，落在我跟前。因为就在我的脚边，我本能地弯腰拾起，然而瞥了上面的字一眼，我却惊觉自己不该多管闲事，连忙将字条递给眼前的两位员警。

ⓧ哥喇：Cola的音译。可乐指可口可巢，哥喇指屈臣士汽水。后者较便宜。

接过字条的是阿七。幸好是他，如果换成阿三，可能会硬指我跟郑天生是同党，不由分说地揪我回警署。

阿七瞄了字条一眼，眉头紧皱，他小声地跟仍在殴打郑天生的阿三说了几句，将字条放在对方眼前，阿三的表情立时出现变化。

“电话在哪?”阿三停下手，紧张地问我。我指了指挂在墙上的电话机。

阿三替血流披面的郑天生扣上手铐，让阿七代为看管，拾起话筒拨下号码。他只说了几句便挂线。不一会，一辆警车驶至，车上还有几名员警，他们把郑天生押上车，而阿三和阿七也一同跟上去。

事件扰攘期间，附近的店员店东都探头偷看，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奇，而是担心发现炸弹，看看要不要逃跑。警车离开后，现场回复平静，我收拾好碎玻璃，回到原来的位子，继续顾店。何先生回来时，我只简单报告一下，说员警抓了个出言冒犯的男人，打破了一个瓶子9。何先生叹了一句：“唉，这个时势还是别乱说话，烦恼皆因强出头，保持沉默才能活得长久啊……”

的确是这样吧?保持沉默才能活得长久…不过，会不会沉默下去，到头来默默地遇害呢?

我发觉我知道得太多了。

刚才郑天生掉落的字条，我瞧了一眼，但已记得纸上的内容。

原来有时记忆力太好，并不是优点。

那张纸上，写着几行文字：

18/8

X.lO：OOam　铜锣湾裁判司署　(真)

19/8

1.10：30am　尖沙咀员警宿舍　(假)

2.01：40pm　中央裁判司署　(假)

3.04：OOpm　美利楼　(真)

4.05：OOpm　沙田火车站　(真)

下午电台仍在报导位于电气道的铜锣湾裁判司署的炸弹事件。英军派出拆弹专家，引爆炸弹，确认该炸弹具有足够杀伤力，是“真凤梨”。

这跟郑天生的字条内容吻合。

字条上，无论日期、时间或地点都跟现实相符，而那个“真”字，就像指出那个土制炸弹是真货，虽然那个“X”的意思不明，但任何人也能联想到，这字条是左派分子的“任务”分配指示。

今天早上十点，在铜锣湾裁判司署放真炸弹。明天，则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环亚毕诺道的中央裁判司署、沙田火车站，以及作为政府总部建筑之一、位于中环的美利楼放置真假炸弹。就算阿七和阿三巡逻途中没办法收到上级通知铜锣湾发现炸弹，但他们肯定听到收音机的新闻，所以当阿七看到字条内容，便立即明白郑天生跟炸弹案有关。

ⓧ六○年代汽水玻璃瓶会被厂家回收，在士多喝汽水必须当场喝掉，如要带走，需要多付瓶子押金(例如雨毫)，之后将空瓶交回士多方可取回。

纵使铜锣湾的炸弹不一定是郑天生放的，他身上的字条亦足以证明他和犯人有联系。换作以前，这字条无法证明什么，毕竟上面没有明确写上“炸弹”或“袭击”之类，郑天生大可以反驳说那只是巧合，但在紧急法令执行的现今，即便没有时间和日期，光一句“铜锣湾裁判司署”，亦足以令员警对他严刑拷问。

而阿七和阿三大为紧张，当然是因为字条的后四行。预知袭击的地点，便能布下天罗地网，守株待兔。

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从字条内容来说，那四个袭击目标很合理，也跟左派一向针对的地点吻合，员警宿舍是“黄皮狗”的住所，中央裁判司署是用来进行不公义审讯的无耻法庭，美利楼更是“白皮猪”的办公室。沙田火车站不是政府公务建筑，但对左派来说，“愈乱愈好”，火车站人多，一旦发现炸弹会造成严重的混乱，打击港英政府的威信。

然而，我觉得不对劲的原因基于一点。

我昨天听到的对话，邹师傅和苏松他们提到“完成后立即在佐敦道码头解散”。

名单中，完全没有“码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