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熊开元的行为成功地激起了崇祯皇帝的怒火。他见熊开元明明要攻击的是周延儒，说出话来却阴阳怪气小人气十足，非常恼怒，厉声让他明言所指。熊开元却一直摭摭掩掩，指桑骂槐。最终，崇祯皇帝就不愿听他混扯，命他退下把要说的话写在本章里奏上。

但周延儒毕竟势力庞大。熊开元在这次被召见后听到了许多好友同乡的劝告，都以为周延儒在历届首相中还算是宽和老成的，攻劾周延儒绝非明智之举。本来就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熊开元因此锐气全无，在补奏的本章中只是把召对时说过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只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闻，臣奏云：……”

而满肚子火的崇祯皇帝见到熊开元这样一份毫无内容的补牍，觉得简直是在被这个小人耍弄，于是大怒，立刻派锦衣卫把熊开元抓起来，送北镇抚司严刑拷问。

姜埰和熊开元在朝中不过是两个小人物，所谓“罪状”也不过是在皇帝征求直言的情况下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并非在重大国策上同皇帝及内阁重臣们有什么根本性抵触，却被皇帝当作国家大敌，巨奸大恶，送进最黑暗的锦衣卫镇抚司狱中严刑逼供。

朝臣们对皇帝这种没来由的暴怒议论纷纷，也颇为姜、熊二人不平。周延儒由于熊开元的入狱是为攻劾自己而起，更是深感不安。于是在接下来的御前会议上，言官和部、阁大臣们相继为姜埰和熊开元开脱申辩。

其中，以道学而名满天下的左都御史刘宗周说的最为恳切：“朝廷待言官自有体制，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置之，即使有应得之罪，也应敕下法司，据情节定罪。如今熊开元、姜埰狂躁无知，不能无罪。但目前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进言下诏狱，于圣政国体大有伤害，恐非皇上求言的本意。臣愿皇上俯念时事艰危，放开如天一般宽宏的度量，以开辟诸臣诤谏之路。”

本来这种事，崇祯皇帝发泄一番。把这两位小人物罢官免职就行了。可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经是钻入了牛角尖，他觉得刘宗周的话是极为刺耳，以为明明是在讥讽自己度量狭窄，滥用私刑。

于是崇祯皇帝大发雷霆，强词夺理地说道：“三法司、锦衣卫都是朝廷的衙门，有什么公私之分？你说言官自有体制。难道贪赃坏法、欺君罔上、混乱纪纲的，通都不该问罪吗？”

“熊开元这疏，定有人主使，想来这背后主使的人就是刘宗周！”

这么一来，火药桶就被点燃了。阁臣周延儒、蒋德暻、吴甡，兵部尚书张国维、侍郎冯元飙，刑部尚书徐石麒。工部尚书范景文，都察院佥都御史金光辰以及五府的勋戚武臣一起为刘宗周申辩，甚至痛哭湿了衣袖。可是崇祯皇帝却愈发恼火，坚持要大行处治。

在这次不欢而散的召对之后，崇祯皇帝发旨将刘宗周革职下刑部议罪。内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扣住中旨不发，联名恳请皇帝收回成命。崇祯皇帝临御以来还很少遇到过这样的抵制，又不想同朝臣闹到势如水火的地步，只好改令将刘宗周罢斥为民。徐石麒和金光辰也为了这个案件分别被罢免和降级调用。

而大臣们能在抗争中幸免于难，可是作为小人物的姜埰和熊开元。他们就在劫难逃了。在召对过后的当日，崇祯皇帝就向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发出了一道密旨：“取熊开元、姜埰毕命，以病故报闻。”

而骆养性见到密旨，立刻是大惊失色。锦衣卫历来是皇帝施行暴政的得力工具，在明朝历史上为皇帝秘密处决过不知多少人。但那些助纣为虐的锦衣卫主管们却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远的不讲，天启时期主持锦衣卫的“五虎”就为了私刑杀人全部被处决了。

何况骆养性与熊开元是同乡，本来有些交情，而且这件事已经闹得满朝风雨，匆匆把两个人杀害了，朝臣追究起来，算是谁的责任呢？骆养性为此与锦衣卫的小伙伴们商量，决定拒不执行皇帝的密旨，还有意把密旨的内容向朝臣透露出去。但为了应付皇帝，镇抚司还是对姜埰和熊开元用了毒刑。

因为言官们开始为皇帝下旨密裁的事议论纷纷，周延儒等阁臣又一再力争，最终，崇祯皇帝还是不得不决定将姜、熊二人转交刑部议处，但杀两人以泄忿的心情依然是没有消除。

可刑部奏上的狱词显然在避重就轻，他严责刑部“不审不招”，“欺藐玩徇”，并接着下令：对姜、熊二人在午门外施行廷杖，各杖一百，杖后仍送镇抚司拷问。

对于刑伤在身，已经是气息奄奄的姜埰和熊开元来说，廷杖一百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代名词。幸亏监刑和行刑的司礼太监和锦衣卫官员怕打死了人引起朝臣的集体抗议，在廷杖的时候手下留情，两个人才算保住了性命。即使如此，姜埰被打了一百大杖之后已经气如游丝，不省人事。他的弟弟姜垓也在京为官，赶来用嘴含了人尿灌他，才终于苏醒过来。

姜埰和熊开元这两个小人物的事件，折腾了整整一个月，崇祯皇帝通过对他们的大动干戈，总算找回了一点心理平衡。

虽然姜埰和熊开元都侥幸保住了性命，但朝中的大小臣工们却对皇帝和政局更加失望了。如果说以前他们对于皇帝的批评还只限于“严极切峻”、“太过聪明”，到这时候则分明感到了他的褊狭残酷和不负责任。

而崇祯皇帝威信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一心想杀掉两个小臣却最终不能如愿以偿，这在数年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只是朝臣表现出的对皇帝的抵制，绝非积极意义上的对于专制皇权的某种制衡，而一种消极的人心瓦解。

此外，勋贵团体对崇祯皇帝也相当不满，他们认为皇帝对吴世恭的态度简直是妄加罪名。在勋贵们的眼中，军将勋贵在外飞扬跋扈那是一种“美德”，不要说很多勋贵还把吴世恭的发迹当成了重振勋贵团体的一种“好榜样”了。

而这次崇祯皇帝对吴世恭的态度，已经是隐隐的威胁到了两家侯府，枝枝蔓蔓的关系甚至蔓延到了大半个京城勋贵的府邸。这怎么不让勋贵们警惕呢？

所以说，汝宁军一个展现实力的行为，却无意中激发了朝中的矛盾。到了这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是众叛亲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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